第 1 章 · 认知困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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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章 · 认知困局

第 1 章 · 认知困局——产品经理的思维陷阱#

引言#

我刚入行时,以为产品经理的核心竞争力是会画原型、写 PRD、做竞品分析、跑数据。后来我见过画原型比我快的人,做出的产品一塌糊涂;也见过连 Axure 都用不明白的负责人,却带着团队跑出漂亮的增长曲线。这种落差让我想明白一件事:产品经理的专业能力,不在怎么做,而在为什么要做。多数人遇到的瓶颈不是技能触顶,而是判断力触顶。3 个月能教会一个人写 PRD,3 年未必教会他判断一件事值不值得做。这一章就从「产品经理的专业能力到底是什么」出发:当技能不再稀缺,我们手里还剩什么?

1.1 识别惯性——为什么越资深越难跳出做功能#

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:一个功能做了好几个月,上线后数据没涨,用户没反馈,团队也没人提,它就那样安静地躺在系统里,像一个没人记得为什么要生下来的孩子。你想把它下掉,却没有胆量先开口,因为当初立项的时候,好像所有人都说这个必须做,却没有人说清楚为什么必须做、做完之后还要补充什么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值得。如果你有过,那你已经掉入了产品经理最常见的思维陷阱:执行惯性。所谓执行惯性,不是你不想思考,而是你太久没有机会思考了,你被一个个需求、一次次迭代推着走。专业能力越强、交付越快,组织就越依赖你继续交付,你也越来越习惯「接到需求→分析需求→设计方案→推动上线」这条流水线,你成了一个高效的「需求翻译机」,却再也想不起来问自己:这个需求真的需要做吗?

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,但做了 5~10 年产品之后,它反而越来越难问出口,因为你的专业能力本身就是双刃剑:功能做得越好,越难停下手。越资深还有另一层难处:你是核心成员,当着老板的面、当着下属的面,已经不方便开口质疑了。

2017 年我在一家新零售电商平台,那阵子平台日活稳步在涨,团队士气很高。一次战略会上,运营提出要做社区:打造一个机友圈,让用户在买完手机之后还能留下来交流、分享、吐槽,形成一个高粘性的内容社区。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合理,那时候几乎所有互联网产品都在做社区,我们自己的流量里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各大手机论坛,所有产品方法论都在讲「内容+社交=留存」。于是我带着产品团队做了详细的市场分析、用户分层、功能设计,规划了发帖、评论、点赞、关注、话题广场、精华推荐等一整套功能。设计开发 2 个月,小范围试跑 1 个月,论坛正式上线了。数据一开始确实好看,日活涨了,用户在论坛里很活跃,发帖量、互动量都在往上走,团队觉得做对了,我也觉得做对了。

但 2 个月后,奇怪的事情发生了:平台整体留存率开始下滑。我们拉了大量数据做分析,发现访问过论坛的用户,流失率反而高于没访问过的。更让人不安的是,论坛里开始出现粉丝互攻和品牌歧视,买 A 品牌的人嘲讽买 B 品牌的人,不同阵营的用户在话题下吵得不可开交。论坛不但没成为机友圈,反倒成了一个情绪垃圾场。我们把数据拉出来反复看了 3 天,最后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:下掉论坛。花了 3 个月,做出一个功能板块,又亲手把它杀死。真正让我停下来反思的,不是做错了,而是整个过程里我从来没有认真问过自己一句:用户真的需要一个买手机的地方有论坛吗?我做的市场分析、用户分层、功能设计,全都建立在「这个功能要做」这个前提上,没有回到原点去追问那个最根本的问题。我的专业能力让我能把一个没经过充分验证的想法执行得很完整,也正是这种能力,让我对这个想法本身成不成立失去了警觉。一个从根上就不该做的功能,设计得越好,死得越彻底。后来这类事在我工作经历里并不少见,直到近些年我开始系统地回头看,才意识到自己陷在一种困局里,我把它叫作政治任务型惯性,它是执行惯性的第一种形态。

政治任务型惯性:当「必须做」替代了「为什么做」

政治任务不一定是老板拍脑袋的决定,更多时候它是弥漫在组织空气里的一种共识:大家都觉得应该做,行业里都在做,不做就落后了。你大概经历过这种场景:业务沟通会上有人提出一个想法,在场所有人都认同,不是因为每个人都认真想过,而是因为它听起来很对。做社区、做直播、做私域、做 AI,每一个热词背后,都有无数产品团队正在开足马力做功能。但你问一句「我们的用户真的需要这个吗」,回答往往是「先做了再说」,你想把问题拉回原点,对方很可能会说「得先上功能,这样才能谈未来」。

当一个团队习惯了用做功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,不做就成了一种不可接受的状态。你必须永远在规划、在设计、在迭代,周报上必须写满「本周完成 XX 功能设计」「推进 XX 需求上线」。你停下来思考,周报就显得空,而空的周报,在大多数组织里意味着你没干活。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小团队,行业里反复出现过类似的现象:一个项目因为战略上看起来必须做,因为竞品也在做,因为某个热词正在风口上,于是资源、排期、组织注意力迅速聚拢,大家开始讨论系统架构、功能清单、上线节奏,却很少有人继续追问,这个场景里用户是不是真的需要它?商家是不是真的愿意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式?它解决的是业务的真实问题,还是只是在回应组织的焦虑?

这类项目的每个局部决策往往都能自洽:战略需要、资源到位、团队强大、方案完整。唯一缺的,是最初那些问题没有被认真回答。问题不是没人敢问:在所有人都觉得必须做的氛围里,它根本不会被提上议程。这些案例的共同点是什么?不是团队不努力,不是能力不够,恰恰相反,是太努力了、能力太强了。当一个组织把做功能等同于创造价值,它就会陷入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:做更多功能,就需要更多人来维护;更多人来维护,就需要做更多功能来证明这些人有价值。直到有一天,产品变成了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用、但所有人都害怕删掉任何一个功能的庞然大物。很多团队负责的项目,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变重的。

架构自嗨型惯性:当专业能力成为认知牢笼

政治任务型惯性的驱动力来自外部:组织的期待、行业的共识、KPI 的压力。第二种更隐蔽,驱动力来自内部,这是产品经理最容易踩的坑,越资深越容易踩到,而且你踩进去的时候完全意识不到,因为它披着专业的外衣。

2017 年我差点也掉进架构自嗨这个坑里,当时我们这个新零售平台的平台端基本成型,公司计划为线下 300 多家实体店1做一套门店端。这时候我的架构脑开始活跃:是不是应该做一套完整的门店管理系统,把订单、库存、会员、营销、对账全部纳入一个统一的架构体系?这个想法在技术层面极其优雅,一个入口,一套流程,把所有问题都收进来。启动前我逼自己去做了情境调研,我们没有急着发问卷、做数据分析,而是跑到门店,站在店员旁边看他怎么工作。我看到的是这样:店员早上九点到店,打开电脑登录企业网银,打开 POS 机,再拿出自己的手机打开个人微信和支付宝。用户到店买一台手机,可能用银行卡付一部分、花呗分期付一部分、微信付尾款,店员就得分别在 POS 机、个人微信、企业网银和运营商系统里各操作一遍。一个流程下来,用户要等近 1 小时,并且在下班之后,店员还要花 1~2 个小时对账,把各个渠道的收款和订单一笔一笔对上。

这才是真实的问题:不是架构不优雅,不是系统没打通,而是店员每天在多个工具之间疲于奔命,用户因为等太久直接放弃了购买。如果我当时去做那个宏大的系统,很可能花半年做出一个架构优美的东西,却解决不了店员今天晚上就要面对的对账问题。后来我把「做一个完整系统」压缩成了一个具体的产品决策:先做聚合支付,支持一码多扫、多码一扫,款项直接进公司账户;同时解决订单对账,让每一笔款项都能和订单对应上。最终对账从 1~2 小时变成不需要对账,用户等待时间从 1 小时降到 0.5 小时以内。这件事也让我赢得了绝大部分门店店长和店员的信任,为后来线上线下结合打下了信任基础。

这才是产品经理该做的事:让用户痛苦的那个问题被解决,而不是做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架构。但必须承认,架构自嗨的诱惑力巨大。它满足的不是用户的需求,而是产品经理自己对系统秩序、对完整感的那种成就感。越资深,这种冲动越强,因为你看过足够多的系统,脑子里有足够多的最佳实践,天然就想把一切都纳入一个优雅的框架。但用户不在乎你的架构,用户只在乎自己的问题有没有被解决。

2024 年我所在的团队接到老板给的课题:做一套大平台。公司有过很多条业务线,每新增一条,做法都是把某条成熟业务线的全套系统复制一份,改一改、调一调、兼容一下,所以老板总能听到重复的抱怨:这个功能在这个系统要做一遍,在那个系统也要做一遍;这个功能不适配新的业务模式,得改;这个系统定制化太重,只能硬编码。恰好那时候,公司开始引入一批有大型平台经验的技术和产品负责人,其中不乏对中台化有认知的人。中台化这个概念一提出,瞬间击中了老板多年的痛点,仿佛找到了多业务线统一管理的终局解法。项目就这么启动了,起初的出发点是提炼几个系统里最核心的板块来做中台化,比如商品中心、价格中心、订单中心。但作为全公司最顶层的超级大项目,各方领导虽然不直接下场,却开始提出各种诉求。产品和技术负责人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几个核心板块的中台化,而是放大到对所有业务系统做整合性重构,开始陷入架构自嗨,想在这套最新的大平台上呈现最佳实践。

这个项目前后投入了 1 年多,完整版本上线后开始向各条业务线切换。切换过程阻碍重重:一线业务同学不想切、不敢切,生怕影响业绩;已经切过去的业务线,系统确实好用不少,兼容能力增强不少,数据也更清晰,但实际业绩没有明显提升,用户感受也没有明显提升,内部褒贬不一。

架构可以更先进,后台可以更统一,平台可以更像未来。但如果它没有改变一线业务的关键成本,没有改善用户的核心体验,没有让组织用更少的代价做出更好的决策,那它最多只能证明我们做了一个更大的系统,证明不了我们做了一个更有价值的产品。当你把做功能当成证明专业能力的方式,你就已经开始偏离产品经理该回答的那个问题了。专业的能力不是能把功能做得多好,而是能判断什么功能不该做。

组织惯性:当「做功能」成为唯一的价值证明

政治任务型和架构自嗨型这两种惯性,多少都能归结到产品经理个人的认知局限上,但还有第三种惯性不属于个人,它烙在整个组织的运作方式里。在一个习惯了用功能产出衡量价值的体系里,不做是很难被看见的工作。工程师的产出可量化,设计师的产出可量化,产品经理却很难量化地展示「我思考了三周,最后决定不做任何功能」。于是「做了多少功能」成了最方便、最直观的度量方式,但它本身就在鼓励一个错误判断:做得越多,价值越大。产品经理的价值常常恰恰在于不做:砍掉一个有害的功能,叫停一个没有真实需求的项目,拒绝一个看似紧急、实则不重要的需求。一个产品经理越忠实于为用户创造价值这个职责,在组织的常规评价体系里反而越容易被低估。

论坛案例就是这样,团队里所有人都投了赞成票,理由不是判断力不够:在那个场景里,做社区是个安全的决策,符合行业趋势,还能填满下个季度的迭代计划。不做社区则是个危险的决策:你拿什么填下个季度?不做的风险是个人承担的,做的风险是团队和系统分摊的。我自己花了好几年才学会在组织里体面地不做:评审会上不说「这个需求我们排一下」,而是说「这个需求对应的用户问题是什么,有没有更轻的方式去验证」;周报里没有功能产出的时候,就写下「本周做了 5 个用户访谈,发现一个被忽视的场景」。每一次这样的小追问,都是在拆掉组织惯性的一块砖。如果组织的评价氛围始终改不了,离开也是一种选择,但在那之前,至少你已经改变了自己对不做的理解,判断力是你唯一能带走的东西。

图 1-1
图 1-1

图 1-1 三种惯性的来源 外部期待、内部专业、组织评价,是三种惯性各自的驱动力;越资深,越难停下来。

为什么越资深越危险

按这个逻辑,资深产品经理比新人更容易犯错,而且犯的错更贵。初级产品经理犯的错,通常是这个按钮放左边还是右边、这个流程能不能少一步,影响范围小,改起来也快。资深产品经理犯的错,往往是我们要不要做这个新业务、这个方向值不值得投入。这个量级的决策一旦出错,搭进去的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几个月的时间,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预算。更可怕的是,资深产品经理犯错的概率并不比新人低:新人犯的是无知之错,因为不知道而做错,这类错误会随着经验积累自然减少;资深产品经理犯的是认知之错,因为太知道而做错。你的知识结构、方法论框架、成功经验,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认知滤镜,你看到的所有问题,都会被自动映射到你擅长的解决方案上。你擅长增长,看到的所有问题都是流量不够;你擅长架构,看到的所有问题都是系统没打通;你擅长用户体验,看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交互不流畅。锤子眼里全是钉子,而你手里的锤子越重,砸下去的时候越自信。

打破执行惯性的第一刀,不是砍向某个具体的功能,而是砍向你自己,砍掉那种「我必须做点什么来证明我有价值」的焦虑。作为产品经理,你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做了多少功能,而在于帮用户解决了多少真问题。要找到真问题,你得先停下来,把手从键盘上拿开,走到用户身边,去看、去听、去问。不是带着「我要做什么功能」的前提去调研,而是带着「我不知道答案」的空杯心态去寻找。这不是技术问题,是认知问题,而认知问题比技术问题难解决得多,因为它要求你主动放弃最引以为傲的东西:你的专业直觉,你的成功经验,你那种「我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做」的自信。

1.2 看清负债——过往成功如何变成未来的绊脚石#

2019 年我遇到过一个微妙的转折点,在那之前,我参与过从 0 到 1 的新零售平台,做过日均流水两千万1的聚合支付工具,也操盘过用户千万量级的增长项目。我脑子里已经初步有了一套方法论:用户分层怎么做、漏斗分析怎么拆、增长策略怎么设计。每次接一个新业务,我的第一反应都是,这套方法论能不能复用?这种自信在那年被打破了。

我接手一个社交电商平台的 C 端产品工作,当时主要的销售模式是拼团。我带着一套熟练的增长策略和方法论进场,觉得只要把用户获取、激活、留存、变现、传播这套标准流程重新跑一遍,数据一定会提升。结果我们的尝试几乎没有任何效果:我做的用户分层没用,因为这个平台的用户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C 端消费者,他们是一群微商和淘客,行为模式、决策逻辑、使用场景完全不在我原来那套框架的覆盖范围内;我做的漏斗分析找不到关键流失点,因为用户流失的根因不是某个转化环节有问题,而是整个商业模型和目标用户就不匹配;我做的裂变方案更是南辕北辙,微商人群自己就是做裂变的专家,我们的裂变机制在他们眼里过于粗糙。

我意识到过去帮我打了几场胜仗的经验,在新场景里不但帮不了我,反而成了我理解新问题的障碍。因为我一上来就拿旧框架去套新问题,而不是先去理解新问题本身。这就是经验负债:你过去积累的一切,正在悄悄变成你理解新世界的成本。

图 1-2
图 1-2

图 1-2 经验负债是怎么形成的 问题变了而没察觉,帮你解决问题的经验,就成了理解新问题的成本。

经验负债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反常识,我们不是一直说经验是宝贵的财富吗,怎么突然就变成负债了?关键区别在于:经验帮你解决的是同类问题,而负债产生的条件是问题变了,你没意识到。移动互联网红利期,增长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游戏:流量便宜,用户对新 App 的接受度高,社交传播的边际成本也低。那个阶段,增长黑客那套方法论确实好用,A/B 测试快速验证、裂变机制低成本拉新、漏斗分析定位转化瓶颈,这些方法帮无数产品完成了从 0 到 1 的用户积累。但后来游戏规则变了,流量红利消退,获客成本上升,用户对营销套路产生了抗体。一个裂变活动放在早几年可能带来可观的新增,放到今天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。这不是方法论本身的问题,是场景变了,还在用过去的手段解决今天的问题,你不是在用经验,你是在背负债。

照搬一套曾经有效的裂变机制,前期数据看起来不错,新增用户上来了,活动页热闹了,报表也好看了。但等到再看留存、复购、投诉和补贴成本,才发现来的不是目标用户,是一群只对奖励敏感的人。这件事的悲剧之处在于,同样的策略如果放在更早的流量环境里,可能是有效的。但团队没意识到,用户变了,市场变了,薅补贴的产业链也变了。他们把「过去有效」当成了「永远有效」,经验就变成了陷阱。我自己在 2019 年的经历也是如此,我不是没有方法,是方法太多,多到我忘了第一步应该是清空自己、重新理解这个业务,而不是翻开方法论工具箱,看看哪个工具能用。

两位老同事:经验滤镜的两种翻车

我有个老同事,做了 8 年电商产品,从商品到订单再到营销,每个模块都做过,行业里叫得出名字的电商平台他至少深度研究过一半。他有个习惯:接到任何需求,都能很快给你画出一个标准做法,「你看某平台是这么做的,我们照着来就行」。这个习惯帮他高效交付了无数需求,但也让他在一次关键决策上翻了车。当时公司要做一套面向经销商的订货系统,他花三天拿出了一套对标主流电商后台的完整方案,功能齐全、流程规范、架构合理。评审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没问题,但上线之后,经销商几乎没人用。为什么?因为经销商不是运营人员,他们不关心功能全不全,只关心能不能在 5 分钟内下完 1 单。他设计的系统要 7 步操作才能完成一次订货,每一步还要填写多个字段,经销商的原话是「我用电话下单只要 30 秒,你让我用这个系统要 5 分钟」。

另一个老同事是做 C 端用户增长的,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待过 4 年,经手的活动累计带来过千万级 GMV 。加入我们项目后,他做的第一个增长方案,是签到、任务、积分、兑换的组合,逻辑严密,设计精美,但上线之后效果平平。问题出在哪?他的增长经验全部建立在「平台有海量流量可以分配」这个前提上,在大厂的时候,任何一个活动入口都能带来百万级曝光,转化率哪怕只有千分之几,绝对值也很可观。但当时我们面对的只是一家中型企业的创新项目,DAU 只有 10 万出头1。在这个量级下,他设计的那套签到、任务、积分体系,需要用户连续七天打卡才能兑换奖品,以我们的用户规模,最终只有几百人走完了整个流程1,而这几百人的行为数据,放在任何漏斗分析里都形同噪声。

两位老同事都是带着自己的经验滤镜,在看一个完全不同的战场。一个人用电商后台的标准做法,替代了对经销商真实场景的思考;另一个人把大厂「流量摊薄固定成本」的前提,当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。他们的成功经验告诉他们方案有效,却没告诉他们,方案有效是有前提的。讲这两个故事是想说明一个道理:经验的价值不是让你下次照搬,而是让你下次更快地识别出这次不一样。如果你识别不出这个不一样,经验就是一剂麻醉药,它让你感觉自己很专业,同时让你失去对新问题的敏感。

数据不会说谎,但人会骗自己

经验负债还有另一种更隐蔽的形态,它藏在数据里。产品经理大概是整个互联网行业里最迷信数据的一群人:我们相信数据不会说谎,相信指标能度量一切。但做了 10 多年产品之后,我越来越觉得,数据从来不说谎,是人会选择性地让数据说他想听的话。

2022 年我带领的产品团队在组织结构上做了较大调整,由一位半路出家的副总裁负责统筹。新官上任三把火,他在对业务和数据都还没有认知的情况下,就启动了几个战略产品项目。其中一个是对原内容板块做一次大升级,原因很简单:抖音电商发展太快,其他电商平台都感到了危机,于是大家都觉得,凡是做内容的板块都该升级成短视频 Feed 流。没有调研,没有论证,决策做得又急又草率,历经近一个月高强度的赶工,这个战略项目上马了。接下来产品和数据团队开始按日常节奏观测数据、产出报告。我在数据报告里总结:PV 从曝光到下单的转化率均值 0.42%,相比原模式的 7.2% 有较大差距;用户人均停留时长 13s,相比原模式的 21s 也存在较大差距1。于是在项目周期性汇报会上,我们如实反馈,副总裁眉头紧锁,当场指责在场所有的产品和数据同学:「这不是我要的数据,这个项目非常重要,把数据结论调成它应该有的样子」。

迫于压力,产品和数据同学不得不改数据报告。于是在后来的公司战略复盘会上,同样的数据被表述成了这样:PV 从曝光到下单的转化实现质的飞跃,实现 0 的突破,模式得到用户认可;用户人均停留时长环比上周提升 23.81%,内容质量大幅提升。一样的原始数据,截然不同的结论。这个项目运作了几个月之后还是被叫停了,中间消耗的人力财力已经追不回来。数据没有说谎,问题在于人选择了哪些数据、又故意忽略了哪些。这就是经验负债在数据层面的表现:越资深的人越懂得怎么用数据讲故事,也就越容易用数据骗过自己。

经验负债的最高级形态,我称之为「专家」。这个头衔本身没有问题,我从 2021 年开始就是产品专家岗,总体上还是觉得这个词是褒义的;出问题的是这些年我屡屡看到,一些人一旦被冠以专家之名,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已经懂了。而「已经懂了」,是产品经理这个职业最危险的认知状态。

很多资深产品经理聊起方法论头头是道,第一性原理、用户心智、价值主张、北极星指标,哪一个都能讲。但让他真的去跟 10 个用户聊半小时,他未必知道该问什么。他习惯了在会议室里用白板推演用户需求,而不是走到一线去看用户真正在干什么。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,而是一种很容易被职级、分工和日程共同放大的职业病:职位越高,离用户越远;会议越多,离现场越远;越擅长抽象,越容易把抽象当成事实。

问题不只出现在大厂,创业公司的专家病同样致命,只是表现形式不同。创业公司的产品负责人往往是公司里最懂产品的人,因为其他人更不懂。这种相对专家的地位会带来一种危险的自信:你是团队里唯一能看到全貌的人,你的判断就是最终判断。

我自己在前面那个论坛案例里就犯过这种病,有人提出做社区的时候,我作为团队里核心的产品负责人,有义务去追问为什么,但我没有。因为我的专家直觉告诉我这个方向是对的,内容加社交等于留存,这套公式在行业里被验证过无数次。我被自己的专家判断说服了,跳过验证环节,直接进入执行阶段。后来我总结了一条原则,我认为产品经理应该牢牢记住:当「我觉得」三个字出现在你脑子里的那一刻,先把它当成危险信号,而不是决策依据。

我给自己定的办法是定期「卸载」成功经验,卸载经验不是说要抛弃经验,把过去积累的一切都扔掉,那不叫成长,那叫失忆。我指的是:不让经验成为你接触新问题时的第一反应。

  • 每进入一个新领域,先做三天新手:不画架构图,不写方案,不引用过去的案例,就是去看、去听、去问,去用户工作的地方站一天,去翻投诉记录里被忽略的细节,去和一线客服吃顿饭。很多真正有价值的洞察,就藏在这些看起来琐碎的事情里。
  • 给每个成功经验标上有效期和适用条件:在自己沉淀每一条有效的方法下面都加一行,这个方法有效的前提条件。当把这些前提条件写清楚,下次遇到新场景,第一反应就不再是这个方法能不能用,而是这些前提条件还成立吗?
  • 定期找一个完全不懂的领域去「受挫」:做了多年电商的人去理解社交产品的逻辑,做 C 端的人去做 B 端工具。那些让自己感到不对劲的地方,正是经验盲区,在熟悉的领域里,这些盲区被经验自动填平了,根本意识不到它们存在。

经验不是负债本身,拒绝更新经验才是。当你的经验从帮你理解世界,变成了替代你理解世界,它就变成了负债,区分这两者的办法很简单:下次做事之前,问问自己还愿不愿意承认这次我不懂。

1.3 完成跃迁——从做产品到定义产品#

执行惯性让你停不下来,经验负债让你看不清新问题,看出陷阱之后怎么跳出来,我把这个过程叫「能力嵌套」。线性提升是把同一件事做得更熟练,能力嵌套是把原来的能力放进更高一层的判断里,前者让你做得更快,后者让你做得更对。比如一个前台产品经理,持续打磨功能逻辑、交互细节、数据表现,当然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执行者;但如果他想继续往上走,就不能只停在把功能做得更好这一层,而要把这些执行能力嵌进「这个问题是否值得解决」的判断里。这不是鼓励产品经理随便跨界换岗,跨领域有门槛,换岗要谨慎;更不是把「向前一步」喊成口号。能力嵌套指向的是:保留原来的专业能力,但不再被原来的能力绑住,不再因为会做,就默认应该做。

2019 年我在一家头部社交电商企业任职,接近年底,我带的电商产品团队整合了社交产品团队,这个团队主要为百万量级的活跃经销商提供工具类产品,教学系统、票务系统、素材工具都在里面。接手后遇到的第一个课题,是构建 B 端用户成长路径。当时公司在港股上市后要做第二增长曲线,衍生出一条全新的业务线,已经有部分头部经销商带着团队转过去了。但产品、数据、运营各方都发现一个事实现象:新业务线的分销模式和经营品类都是全新的,目前小 B 晋升为大 B 的转化率偏低,转化时长偏长。原来负责这个课题的小伙伴凭着对客群的熟悉和自己的产品经验,计划对经销商系统里的商学院板块进行一次彻底升级,参考一些职业课程学习平台,而且已完成向上汇报和立项。

我本能地觉得,这次可能不一样:第一增长曲线对应的原业务已经非常成熟,B 端成长路径除了线上商学院的成熟课程,还有多年积累的线下沙龙、专家讲解、教练支持。而第二增长曲线这条新业务启动还不到半年,整体经营模式虽然和原业务高度相似,品类结构和社群经营方式却有明显差异。于是我在团队内力排众议,主动按下了暂停键。正好公司在筹备一次大型的线下经销商大会,我牵头带着社交产品团队发起了一次 B 端成长路径焦点小组访谈。大家结合已有的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,用一周时间整理出不同焦点小组的主题和访谈内容,又联动各销售大区负责人,在大会会场安排了多间独立会议室,准备把访谈做起来。

会议如期举行,焦点小组的调研很顺利,我们直接感受到了用户面对新业务时的焦虑、无助和真实诉求。所谓商学院改版,并不能直接解决他们当下的问题,或者说时机根本不对。带着这些真实的声音回到公司,我们结合之前的数据分析和用户反馈做了论证,最后没有启动原定的商学院改版,取而代之的是经销商系统的任务节点提醒和素材工具改版。新方案的成本只有原方案的一半左右,落地之后数据开始给正反馈:小 B 晋升为大 B 的转化率提升 20% 以上1,转化时长明显下降。我的企业邮箱里也陆续收到了多封来自当时受访用户的感谢信。

这次焦点小组让我发现了一个所有数据都没告诉我的需求:经销商伙伴们并不需要一个学习路径清晰、体验感十足的商学院,他们当下最需要的,只是在各个关键任务节点上被及时提醒,以及一套场景覆盖更全的素材工具。这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区别。我相信,如果一直待在工位上看数据、听汇报、做规划,我会沿着商学院改版那个方向一路迭代下去,功能越来越多,体验越来越好,但小 B 晋升为大 B 的转化率和转化时长不会有明显变化。因为那样解决的是我以为的问题,不是真实存在的问题,这便是一个产品经理的跃迁:从能熟练地设计一个功能到能准确地定义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。

砍功能比加功能更难

还是在同年,我当时还负责这个社交电商平台的 C 端产品工作。平台一开始的定位是拼团模式:用户发起拼团,邀请好友参团,成团后享受低价。逻辑很清楚,市场上也有成功先例,但上线之后效果不好。问题主要出在拉新,没有用户基础,拼团又依赖社交传播,种子用户本身没有传播能力,来的人大多是薅羊毛的。低价吸引来的用户只买拼团商品,客单价极低,也不复购。最致命的是,我们原本期望的 C 端用户转 B 端经销商这条路径完全跑不通。用户注册之后,转化门槛太高,信任度不够,就算转化了,也接不住后续的投入。当时团队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:继续优化拼团,还是砍掉拼团。

  • 优化拼团的理由:过去已经投入近半年开发,功能框架搭好了,供应链也接进来了。放弃就等于承认之前的投入全白费,而且拼团在行业里有现成的成功案例,只要把体验做好、把商品选好、把传播机制调好,说不定能翻盘。
  • 砍掉拼团的理由:目标用户根本不对,拼团的核心用户是 C 端消费者,对价格敏感,追求性价比,社交传播是自然行为。但我们实际触达的是谁?一群微商和淘客,他们不是来买东西的,是来卖东西的。他们要的是一个能帮他们经营生意的平台,要的可能是会员体系、佣金结算、供应链支持,而不是一个拼团工具。

这是定义问题层面的错误,拼团功能设计得并不差,是做拼团这个决策本身错了:定义错了用户,定义错了需求,定义错了产品该创造的价值。最后我们砍掉了拼团,把产品重新定位为会员制社交电商,核心功能变成会员体系和佣金结算,核心服务变成健康品类和供应链支持。第一季度数据就起来了:GMV 突破两亿,注册用户新增五十万,自营订单量突破三十万笔1。

这个过程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:砍功能最难的从来不在技术上,在心理上。砍掉一个已经在线上跑着的功能,意味着你承认自己之前判断错了,对资深产品经理来说,这比承认自己不会做某个新技术难得多。新技术是我还没学,砍功能是我学的那些东西在这个决策上没用,但这种承认错误的能力,恰恰是从做产品跃迁到定义产品的必经之路,因为你不可能每次都定义对。定义产品的本质就是做判断,判断一定有对有错,区别在于:做产品的人错了,改一个按钮、调一个流程,成本很低;定义产品的人错了,要改方向、砍业务线,成本很高。所以定义产品的人不需要「每次都判断对」这种超能力,他需要的是错了能快速承认并修正的心理素质。

定义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

早期短视频产品的迭代中,团队一开始看到的现象是,用户看完一条视频后,还要回到列表重新选下一条,操作路径长,停留时长不理想。按最直接的理解,问题似乎是返回和切换不够顺,解决方案自然就导向按钮位置、交互动效、页面跳转效率这些优化。但后来真正改变产品体验的,并不是把某个按钮打磨得更好,而是重新定义了用户刷短视频时的状态:很多人并不想主动选择下一条,他们更希望待在一个低决策成本的状态里连续消费。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定义:操作路径并不长,是用户不想主动做选择,需要降低决策成本。这两个定义导出的解决方案完全不同,前者导向优化返回按钮,后者导向沉浸式 Feed 流:用户不用反复做选择,手指上滑就自动进入下一条。这个变化后来成了短视频产品最典型的体验范式之一。

团队里有很多人能把优化返回按钮这件事做到极致,调位置、加动效、优化响应速度,这些都属于做产品的能力。但改变产品命运的,是那个追问用户在刷视频时到底在想什么的人。他的能力不是把功能做得更好,而是定义什么才是需要被解决的问题。这种能力不是靠做更多功能练出来的,它是靠不做练出来的,接到需求的时候不急着画原型,看到数据的时候不急着下结论,在所有人都说「优化一下」的时候停下来问一句:我们优化的真的是对的事情吗?

能力嵌套在现实里长什么样?行业里有个被反复引用、但很少有人认真展开的框架:阿里对 P7、P8、P9 产品经理的能力定义。我在职业生涯中反复对照过它,不去纠结它是不是晋升标准,我只把它当成能力跃迁的三套标准2。三层对应三种动作:P7 把需求做对,P8 定义问题,P9 定义价值。

图 1-3
图 1-3

图 1-3 能力嵌套的三个层次 三层是嵌套关系,不是并列:每一层都套在上一层里。

《俞军产品方法论》里有一个判断,精准概括了这三个层次3:产品经理的层级,本质是定义范围的层级,低阶定义怎么做,中阶定义做什么,高阶定义为什么做。从 P7 到 P8,是把怎么做嵌套进做什么的判断里;从 P8 到 P9,是把做什么嵌套进为什么做的判断里。每一层嵌套都是一次自我否定,否定那个「把功能做到极致就有价值」的自己,才能变成定义真正问题的自己;否定那个「解决所有问题就有价值」的自己,才能变成判断什么值得解决的自己。

你可能会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:到底怎么判断什么值得做?有没有方法论?我的回答可能让你失望: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论,但有一些思维习惯,能帮你一点点靠近这个能力。不过在讲这些习惯之前,得先说清楚,从做产品到定义产品这个跃迁,在日常工作里到底意味着什么?它不是某一天你突然开悟,说「从今天起我不做功能了,只做判断」。它是一个渐进的、需要刻意练习的过程,具体表现为三个思维转变:

  • 从怎么实现到该不该实现:初级产品经理接到需求,第一反应是怎么做;资深产品经理的第一反应是该不该做。怎么做是舒适区,有经验、有方法论、有标准答案;该不该是不确定区,可能查不到数据,可能找不到参照,可能需要承认我不知道。
  • 从局部最优到全局最优:执行型产品经理追求「我负责的模块做到最好」;定义型产品经理追求「在所有模块中,当前哪个最值得投入」。资源永远有限,优化 A 就可能牺牲 B,局部最优不等于整体最优。
  • 从答案思维到问题思维:执行型产品经理拿到一个现象,直接找答案,用户流失率高?答案是做召回机制。定义型产品经理先判断:是真的流失了,还是季节性波动?如果是真流失,是被竞品抢走了,还是产品解决的需求本身正在消失?在错误的问题上工作,再好的答案也是徒劳。

从「怎么实现」到「该不该实现」,从「局部最优」到「全局最优」,从「答案思维」到「问题思维」,没有一个能靠做更多功能来完成,它们只能在做更少、想更多的节奏里慢慢内化。对习惯了快节奏交付的产品经理来说,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。你得忍受输出减少带来的焦虑,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产出原型和文档,周报看起来比以前空,你自己可能都会怀疑是不是变懒了。但熬过这段焦虑期,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:你不再需要用产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,因为你开始用判断来创造价值。

1.4 回到本质——产品经理到底在判断什么#

如果产品经理的认知有这么多困局,那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产品经理这个岗位本身?这个问题问出来简单,回答起来极难,不是因为没有答案,而是每个阶段的答案都不一样。刚入行的时候,我觉得产品经理就是画原型、写文档、跟开发沟通的人;做了 3 年之后,我觉得产品经理是理解用户需求、设计解决方案、推动落地的人;做了 6 年之后,我觉得产品经理是发现真正的用户问题、定义产品方向、平衡商业价值的人。现在我反而越来越不确定了,不是退步了,是见过了太多产品经理:有天天写 SQL 做数据分析的,有只管画界面不做用户调研的,有做了多年产品还没跟用户说过一句话的,有做战略做到连原型工具都打不开的。他们都叫产品经理,但做的几乎不是同一份工作。如果你现在问我产品经理的本质是什么,我会先说两件它不是的事。

产品经理是「需求翻译机」

这是行业里流传最广、危害最大的一种理解:产品经理就是把业务需求翻译成技术能理解的语言,再把技术限制翻译成业务能理解的语言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对,以至于很多产品经理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核心价值:我就是一座桥,连接业务和技术。但如果你真的只做这件事,你不是产品经理,你是一个传话筒。传话筒不需要判断需求的对错,不需要追问需求的来源,不需要思考这个需求解决了用户什么问题,只需要保证 A 说的东西 B 听懂了就行。我刚入行的那 1~2 年,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个传话筒。销售说要做个活动页面,我就画个活动页面;运营说要加个数据看板,我就设计个数据看板。我的专业能力越来越强,原型画得越来越快,文档写得越来越清晰,评审会上越来越有说服力。但我从来没有问过:这个活动真的有人参加吗?这个数据看板真的有人看吗?把一个坏需求翻译得再精准,它还是坏需求;把一个不该做的功能设计得再优雅,它还是不该做。传话筒的价值是不丢失信息,产品经理的价值是增加判断。如果你只是在传递信息而没有增加判断,你在这条链上的位置,总有一天会被一个更高效的传话筒替代,比如 AI。

产品经理是「功能经理」

如果说翻译机是初级产品经理最容易陷进去的误解,那功能经理就是高级产品经理最大的认知陷阱。什么是功能经理?就是你的全部价值感都来自「我做了多少个功能」「我迭代了多少个版本」「我交付了多少个需求」。周报上最重要的数字是「本周完成 X 个需求设计」,而不是「本周为 Y 个用户解决了 Z 个问题」。你衡量自己是不是个好产品经理,看的是产出量,不是产出的用户价值。我见过太多陷在功能经理身份里的产品经理,非常勤奋、专业、高效,但多年后回头看他们经手的几十个功能,一半已经下线,四分之一从未被用户真正用过,剩下那四分之一也只是能用,谈不上好用。如果产品经理的价值就是做功能,那一天能做十个功能的 AI,是不是比你更像一个好产品经理?当然不是。因为产品经理的核心工作从来不是做功能,做功能只是手段,不是目的。目的一直是,也永远是:为用户创造价值,为业务创造增长。功能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载体之一,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那个。很多情况下,不做一个功能,比做一个功能创造的价值更大;砍掉一个有害的功能,比新增十个功能对用户帮助更大;优化一条已有的流程,比新建一套系统对效率提升更大。但这些工作不会出现在你的功能清单里,如果你用做了多少功能来衡量自己,你就是在鼓励自己做更多不该做的事。

那产品经理到底是什么?以前我会把「产品经理就是发现问题、提出解决方案、最终把解决方案产品化的人」当作一句话定义。但工作多年之后,我发现这句话已经定义不了产品经理了,尤其在面对越来越多的认知困局时。如果你现在一定要我用一句话来定义,我会这样说:产品经理是在有限的资源下,决定什么问题值得解决、以及用什么方式解决的人。这句话里有三个关键词:

表 1-1 产品经理定义的三个关键词

关键词一句定位
有限的资源资源有上限,取舍不可避免
什么问题值得解决值不值得做,要靠判断
用什么方式解决方式的范围远比功能大

产品经理永远不会拥有无限的资源,时间有限、人力有限、预算有限,老板的耐心也有限。这意味着你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,必须在众多可解决的问题中做选择。而这个选择本身,才是产品经理工作的核心,众多的解决方案里,哪一个最值得投入,就是他要回答的。

判断什么值得解决,是产品经理区别于其他所有角色的根本能力。设计师可以用更好的交互解决界面问题,工程师可以用更好的算法解决性能问题,运营可以用更好的策略解决转化问题,但这个问题本身值不值得被解决,只有产品经理需要回答。执行惯性让人忘了问它,经验负债让人以为自己已经知道答案,能力嵌套则让人重新学会问它。

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,注意,是方式,不是功能,功能只是方式之一。有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不做功能,也许是改一句文案、调一个流程、删一个多余的步骤;有时候是推动一次组织变革,让 A 部门和 B 部门不再各自为战;有时候是放弃,承认这个方向不值得做,把资源投到更重要的地方。资深产品经理和功能经理的区别就在这里:前者知道方式的边界远大于功能,后者只知道做功能。

俞军的定义是:产品经理是用产品解决用户问题、实现商业价值的人,核心能力是用户模型和交易模型3。梁宁的定义是:产品经理是把用户需求翻译成产品功能,再把产品功能变成商业结果的人,核心能力是共情和框架能力4。王诗沐的定义是:产品经理是产品的 CEO,需要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负责,本质是通过产品实现价值的人5。这三个定义放在一起,你会发现它们在用不同的语言描述同一件事:产品经理存在的理由,不是因为他会做什么,而是因为他能判断什么值得做,并且能把它做成。俞军强调交易模型,是说你需要判断商业上值不值得;梁宁强调共情能力,是说你需要判断用户是不是真的需要;王诗沐强调全生命周期,是说你需要确保这个判断能从想法变成现实。三条线交汇的地方,就是产品经理的不可替代性:不是什么都会一点,而是能在一个复杂系统里做出正确的取舍。

产品经理的门槛到底在哪里,这个话题绕不开 2010 年苏杰老师写的那本《人人都是产品经理》,它让这个岗位火遍了整个互联网行业,等我入行的时候,这本书已经成了入行必看之一。第一次听到「人人都是产品经理」这句话,我的第一反应是:对,产品思维确实不该只局限于产品经理这个岗位,设计师该有产品思维,工程师该有产品思维,运营也该有产品思维。每个人都在为用户创造价值,每个人都该想想自己做的事对用户意味着什么。这是这句话的初衷,也是它有价值的那一层,但十几年过去,这句话在行业里的实际影响,恐怕连作者本人也没预料到。

它最大的副作用,是让很多人误以为产品经理是个门槛很低的岗位。人人都是产品经理,那当然谁都可以是,不需要懂技术,不需要懂设计,不需要懂运营,只要有想法就能当产品经理,这种误读带来两个严重后果。第一是人才市场的泡沫,大量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涌进来,拉低了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和薪资预期。第二更严重,它遮蔽了产品经理的壁垒到底在哪儿。产品经理的壁垒不在原型画得有多好、文档写得有多规范、评审讲得有多流畅,这些技能 AI 现在已经做得很好,未来会更好。真正的壁垒在那些无法被标准化和流程化的判断里:哪些用户反馈是真痛点,哪些只是抱怨?多个可行方案里,哪一个对当前业务阶段最合适?当一个功能和核心体验冲突,以谁为准?当数据告诉你 A、直觉告诉你 B,你信谁?这些判断,AI 越来越能帮你把材料铺得更全、把选项列得更清楚,但它不能替你承担取舍之后的后果。方案错了以后,站在会议室里解释为什么的,还是你。

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,也没人能给你一本操作手册。你能依赖的,只有你对用户的理解深度、你对业务的全链路认知,以及从无数次成功与失败中沉淀下来的判断力。这就是为什么资深产品经理这么稀缺:跟他们会的工具有多少关系不大,重要的是他们在没有标准答案的场景里,做过更多正确的判断。苏杰老师在 2023 年的一次访谈里也做了反思6:我现在经常说不是人人都能做好产品经理,当年的口号是为了普及产品思维,现在行业成熟了,我们需要更理性地看待这个岗位的能力要求。这句话我深以为然,产品思维确实人人可以有,每个人都该想想自己做的事为用户创造了什么价值,但产品经理这个岗位,人人都做不了。

闲言碎语#

做了 10 多年产品经理,如果有人问我这行教会我最要紧的一件事,我的回答不是方法论,不是工具,甚至不是某个成功的产品。我的回答是:学会在不确定中做决定,并为此负责。你永远不会有足够的信息,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时间,也永远无法确定自己选对了,但你必须选。你不能说信息不够我再等等,因为市场和用户不会等你;你不能说这东西说不清楚,因为把说不清楚的东西说清楚,就是你存在的理由;你不能说万一错了怎么办,因为错误是必然的,你需要的能力不是不犯错,而是错了之后快速纠正。

这个职业最残酷的地方也在这里:你的每一个决定,都直接影响着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工作成果、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用户的体验、一家公司一个季度的命脉。但没有人能告诉你这么做一定对,在最关键的那些时刻,会议室里所有人都会看着你:你是产品经理,你说怎么办。那一刻你能依赖的,只有过去无数次用户访谈、无数个上线后的夜晚、无数次数据复盘,以及无数次成功与失败中沉淀下来的那一点点判断力。

如果你过去只是做了功能,你很可能已经把判断力丢掉了;如果你在过去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选择了思考和追问,你就会有一点勇气,可能不多,但足够让你在关键时刻做出比大多数人更好的决定。这就是产品经理这个职业最难的地方:当所有人都看着你,等你说「我们做这个」还是「我们不做这个」的时候,你敢不敢决策,以及决策之后,你的判断能不能经得起证据、时间和后果的检验。

Footnotes#

  1. 文中所涉运营数据均为真实项目数据,已做脱敏处理。 ↩ ↩2 ↩3 ↩4 ↩5 ↩6 ↩7

  2. 阿里 P7/P8/P9 产品经理能力标准为行业内流传版本,非阿里官方发布;公开转述见虎嗅网《阿里的职级改革,到底意味着什么?》。 ↩

  3. 俞军:《俞军产品方法论》,中信出版集团,2020 年,ISBN 978-7-5217-1205-6。 ↩ ↩2

  4. 梁宁:《产品思维 30 讲》,得到 App 音频课程,2018 年。 ↩

  5. 王诗沐:《幕后产品:打造突破式产品思维》,电子工业出版社,2019 年,ISBN 978-7-121-29556-0。正文定义概括自他对产品经理职责边界的论述;「产品经理是产品的 CEO」这一提法更早见于 Ben Horowitz《Good Product Manager/Bad Product Manager》(1998 年)。 ↩

  6. 苏杰:2023 年 5 月播客访谈《和〈人人都是产品经理〉苏杰聊聊产品经理的出路》(小宇宙 FM)。 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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